社会学家费孝通的经典著作《乡土中国》出版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但是在七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活跃在人们的讨论中,给予当代学人充沛的情感能量和灵动的思维启发。陈心想依照《乡土中国》的整体框架,凭借自己从农村到城市、从中国到美国的人生经历与学术训练撰写了《走出乡土:对话费孝通〈乡土中国〉》(以下简称《走出乡土》)一书,旨在以对话的形式帮助读者理解时下中国社会的变迁。在书中,作者讨论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家庭婚姻、代际关系、社会治理与社会流动等内容,勾勒出一幅深邃隽永的人文风景画,可谓《乡土中国》当代生命的再现。从有限时空中抽象出来的理论并不是解释现实的万金油,而是需要辩证认识的观念透镜,其功能除了“解释”,还包括“启发”。如果我们形成了总是用“理论”去套“现实”的思维模式,而放弃对理论本身的怀疑与追问,其结果可能是用“理论的履”削“现实的足”,从而丧失了解释时下经验现实与完善既有理论的能力。阅读《走出乡土》就如同一次别开生面的思想体验。
学者郑也夫说:“中国绝大多数学者只能做死学问,费孝通无疑是他这一代知识分子中最具智慧、悟性与分析力的社会科学家。”所谓的“智慧、悟性与分析力”绝不是机械地用既有理论解释现实,而是从社会实践出发,跳出“既有理论万能”的思维窠臼,利用创造新知识的“元认知”,在理论与实践盘根错节的图景中,厘清现实的逻辑,完成属于当下时代的理论再生产。《走出乡土》就是针对当下中国社会变迁的一次理论探险。
语言是一面镜子,“996”“内卷”“鸡娃”等网络热词,诉说着当下的社会性焦虑。在浮躁与功利的社会中,人文关怀是促进不同文化超越地方性偏见、实现共识与共荣的一剂良药。作者的人文思想蕴含于历史观察、现实评论与学术使命之中。其观点包括“城里人说乡下人愚,更多的是城里人的自我中心观念”“我的观察是,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发现外地有好老师,不惜重金聘请过来。大城挖小城,小城挖乡镇,乡镇挖乡村,一级一级来,乡村教育资源本来就薄弱,这样一来,就更加薄弱了”“《国富论》是关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不是教个人如何挣钱的。这也许是亚当·斯密比当下许多经济学家伟大之所在”。
作者对社会的观察细致入微,以与公交车司机的交流为背景,展示了走出乡土后,农村人社会关系与情感模式的变化。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乡村是熟人社会,彼此之间,情谊深厚。逢年过节,节日氛围浓厚,亲友之间觥筹交错,把酒言欢,乐趣无穷。因此,在农村人的记忆中,农村并不是“萧条”与“落后”的代名词,而是记忆中真实存在的生活实践与情感体验。但随着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职业分化和人口流动成了势不可当的趋势。原本集经济生产、消费、抚育子女、赡养老人、社会互动与娱乐等多重功能于一身的乡村共同体逐渐演变成了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主体的聚居所。原有的社会互动模式与情感体验被社会现实所重构,才有了公交车司机的感叹,“现在的人都不亲了,以前清明节给先人上坟烧纸,同族近亲会买些礼品给大人、小孩,到家里坐坐,吃顿饭；现在是到坟上烧了纸就走,人都见不到。一支烟都不愿意掏了,不来往了,还有啥亲情。兄弟姊妹,在父母去世之前,一年大家还能聚一次看看老人,现在父母都不在了,他们常年不回来了。各自的孩子,生下来就没有见过面,都不认识,哪里还有亲气儿。”费孝通曾谈到过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从内地拥向沿海的城市,中国社会依然能保持稳定的原因在于农民在农村有稳定的家。“家”一方面是农民工勤劳工作的动力源泉,另一方面又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生活保障,即使没有工作,也不用慌,有家可回。但走出乡土之后,农村的家已经成了被消解的对象,人际关系的淡漠与高经济成本又是城市生活的特征,如何在庞大、异质和商业气息浓厚的城市中寻找熟人社会中的温情与敬意,是现代性发展所面临的人文困境。
作者慷慨辩论的勇气,并非是匹夫之勇,而是富有批判力的理性思维。比如针对文字下乡的问题,费孝通从功能视角论证了乡土社会中文字无用,并指出只有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性变化了,文字才能下乡。陈心想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这里面有个逻辑问题,就是基层社会和文字下乡,哪个是因,哪个是果,还是互为因果。”这种理性的批判力针对的是“事实的真”,是可贵的求真品质。这正如郑也夫对陈心想文章的评价:理胜于文。
另外,对于其中的一些分析,也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比如:费孝通认为“陌生的关系”有利于避免人情的介入,从而使“客边”(寄居在血缘性社区的外地人)更轻松地参与商业活动,陈心想则给出了不同的观点。尽管《走出乡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不足和局限,但其平淡中的真诚、谦逊与直言不讳是我最真切的收获。书的丰富性不是一篇文章可以道尽的,还需读者自己去品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