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沫的母亲记得很清楚，张老板一家是被一辆美式吉普车接走的，当时老板娘坐在地上哭喊，说我们的家就这么不要了吗？我们房子怎么办？我们饭铺怎么办？任凭张老板怎么解释她也不走。甜沫的母亲在房子的角落里看到张老板的儿子张吉泉急得在家里打转转，他说济南已经被共军包围了，济南沦陷是早晚的事情，他是护送军用物资支援济南的负责人，准备把父母接到南京，如果老两口现在不跟着他走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甜沫的母亲认识张吉泉，张吉泉是张老板的骄傲，上学时是学校的优等生，后来又考上军校，甜沫的母亲大了以后见过他一两次，无论是张老板的儿子还是国军的军官都不会理会一个下人的。 老板娘最后还是被儿子和张老板架上车，汽车的喇叭声和老板娘的哭喊声在官扎营的街道上响了很久。老板娘的哭喊声和美式吉普车的喇叭声消失了以后，甜沫的母亲才清醒过来，她想起张老板对她说，这个家、这个饭铺就暂时交给你了。她还记得，张老板上车了，又转身下车，看着在一旁紧张发抖的丫头说：“你害怕什么，你做你的甜沫，共产党来了也要喝甜沫。”
眼看着美式吉普车都开动了，张老板像是有千万语一样脸色憋得通红，终于汇成一句话：“我们还会回来的。”
张老板走了以后没有多久，枪声炮声响彻济南的天空，丫头一个人孤独地蹲在饭铺角落里，眼睛看着天空又圆又亮的月亮瑟瑟发抖。这时，甜沫的母亲听到有人敲门并且在喊她的名字：“丫头，你在吗？你不要害怕，我来陪着你。”
甜沫的母亲后来对人说，拉车小伙子的声音盖过了枪炮声，她激动得热泪盈眶，开开门扑向拉车小伙子的怀抱。
枪炮声消失以后，大街上的标语换了，一切都恢复了平静。张老板说得对，甜沫的父亲仍然拉着胶皮轱辘的大车，甜沫的母亲仍然做她的甜沫。所不同的是，甜沫的母亲和父亲在毛林子的饭铺里一个儿子接着一个儿子地生起来。
他们唯一的女儿呱呱落地的时候，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时隔三十五年，张老板说的话应验了，不过不是他回来了，是那个开着美式吉普车的张吉泉回来了，因为他的出现，改变了甜沫的生活轨迹，为官扎营又添了新故事。
会议室的人调侃：“甜沫，还有叫这样名字的人？问问她有油条吗？”
我拿着手机走出会议室，号码拨通，那边就喊道：“干吗不接电话？又是开会，整天开‘私孩子’（济南骂人口头语）会。”
我笑着问：“你找我不是专门刺挠我的吧？”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甜沫的话接着传到我耳朵里：“你赶紧打听打听，张庆宇不见了，我感觉他要出事。”
“这小子干的就是要出事的事情，不是人家找他，就是他找人家。”我不以为意地回答。
甜沫突然不说话了，我“喂、喂”了几声，耳边突然响起哽咽的声音。我吓了一跳，甜沫可是一个天塌下来都不害怕的人。要不是因为还在开会，我会追根问底的。我说：“好吧，我找人问一下。”
小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我是官扎营最恣儿（济南方言：幸福）的人。我有两个喜欢我的同学，王晓梅同学的母亲会做饭，因为家住在官扎营后街，被称为“后王氏”（见官扎营系列小说之一《官扎营的马子妮》），我和王晓梅住在一个院子里，自然经常跑进王大娘家里解馋。田秋艳同学的母亲会做甜沫，隔三差五田秋艳拽着我到她家里喝甜沫，端着像我们家洗脸盆一样大的碗，我一口气能喝两碗。
品尝美味佳肴是要付出代价的。我经常被田秋艳和王晓梅拽到一边，两人几乎同时发问：“我们两家的饭，哪家的好吃？”
回答是困难的。
如今，官扎营这个百年的街道面临着拆迁，王大娘的饭菜和田秋艳母亲的甜沫都成为一种记忆了。
甜沫向我描述了她最后一次见张庆宇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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