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警察的封条！”甜沫惊叫起来。
甜沫第一时间把电话打给了我，这一点和王晓梅一样，她们认为我是官员，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震天桥”张庆宇果然出事了。
后来就有了张庆宇的消息，甜沫后悔得只想脑袋撞墙。她开着车跑了一千多公里，买了大量的食品和高级香烟专程看望张庆宇，结果警方说，张庆宇的案子还没有结案，谁也不能见。甜沫打爆了三块手机电池，好不容易隔着玻璃窗看到了张庆宇，甜沫泪流满面对张庆宇说：“都是那私孩子房子闹的，你骂我吧。”
张庆宇笑着对她说：“得了吧，我没那么小的心眼。”
甜沫问：“你有什么需要我去办的？我甜沫就是上刀山也……”
张庆宇摆摆手，看了一眼一旁的警察，还是一脸的坏笑：“你一个娘们儿家有多大本事？不过，你帮帮余祥林的儿子吧。他搞的那个东西的资料我找人看了，是好玩意，是积德的事业。”
“震天桥”张庆宇在我的心里还是有位置的。上中学时那次在天桥的打架，让我认识了张庆宇，“震天桥”的名号，在我少年时代震耳欲聋，留给我的是顶天立地的形象。尽管没有多久我就参军了，然后复员回来上大学、留学，走上了官场，而“震天桥”张庆宇在经济大潮下干起了倒买倒卖的行当，我们之间很少来往，但是他的一切我却清清楚楚。因为我的同学、以前的邻居、当年和“震天桥”齐名的“马子妮”王晓梅时常会给我带来他的信息。
甜沫和张庆宇、甜沫和王晓梅、张庆宇和王晓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同学几十年来永远的话题。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济南人喝的甜沫一样，可以出现不同的版本。说起来也怪，最后和“震天桥”张庆宇走到一起的却不是王晓梅，而是甜沫。
好像就在眼前。少年甜沫早上起来，端着尿盆走向公共厕所，上厕所刷尿盆，回到家看哪匹“狼”不顺眼就把他喊起来，让他挑着水桶到公共水管去挑水，然后她把煤球炉子生起来，做饭，扫地，倒垃圾，喂鸡。“七匹狼”和母亲吃完饭后，她和她的哥哥们在曲里拐弯的小巷子里穿梭，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甜沫的母亲拿着菜票、油票、盐票、火柴票、鸡蛋票、肥皂票、布票、副食票……奔波于各个市场买东西。晚上回到家，甜沫依旧打开煤球炉子，择菜、洗菜、蒸窝头、煮地瓜、炒咸菜、熬稀饭……不知不觉甜沫毕业了，下乡了，回城了，在纺织厂上班了，尽管各种宣传都在说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但官扎营的一切都照旧。这种生活过得自然，简单，除了哥哥们打架以外，那个年月好像没有什么精彩的事情。
哥哥们经常打架。在甜沫的印象中，“七匹狼”之间的“战事”每日每时都在发生。一天一小打，三天一大打，隔不几天就会有一匹“狼”被咬得头破血流，为了你手里有好玩的东西，为了你吃的馒头比我的大，你碗里的肉比我的多，你书包里多了一支铅笔……都会引起一匹匹狼的嚎叫。同时，在对外问题上他们会保持高度的一致，一旦哪一个受到伤害，“七匹狼”如同一个人，强大的力量让对方不寒而栗。
记得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不知道当时哪个当上济南市领导的造反派头头脑子进水了，让全济南市的中学生挖小清河。当时小清河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大喇叭里少男少女歇斯底里的嚎叫刺破人的耳膜。每个学校都有一面旗帜，旗帜插在大堤上，中学生用铁锹、脸盆、竹筐清理小清河的淤泥……中午工地管饭，说是管饭其实就是两个包子：一个肉包子，一个素包子，吃完了就没有了。
有一天中午，我吃完两个包子准备躺在大堤上休息，看见甜沫拿着一个包子从我面前走，我知道，她手里的包子不是送给七哥的就是六哥的，我还和她开玩笑：“甜沫，送给我的吧？谢谢你。”甜沫摇晃着包子说：“给你敢要吗？不怕狼吃了你？”我嘴硬：“给我我就吃。”但我想饿死也不能吃那个包子，他的哥哥像狼一样，护食着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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